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，供应京师和边防，维持漕运近六百年。
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，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，专有名词曰“漕规”
。
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。
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，通过“浮收”
多刮农民几刀；然后调整内部关系，根据各自的利害能力分肥。
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。
我抄录过江苏省常熟县的六块禁革漕规的石碑，从明至清跨越130余年，平均每代人都要在衙门和漕粮仓库之前立碑一块，禁革之词也如出一辙地严厉而具体。
譬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的禁革碑，就点出了胥吏剥刮农民的十四种花样。
碑文说，如果收漕粮者“故意憎嫌，筛扬刁蹬，明加暗扣，浮收斛面，并在仓人役勒索入廒钱、筛扇钱、斛脚钱、扒钱、酒钱、票钱、铺垫等钱，并呈样米、顺风米、养斛米、鼠耗米，以及借称积谷，按石勒捐，巧立种种名色，婪ooo者，定行分别参处。”
这些入廒钱顺风米之类的花样，就是禁革前农民每年多付的漕规。
这块石碑上还点出了官员与胥吏分肥的五种花样，禁止官员向“漕总记书”
索取好处：“本官不许勒取朱价、贽礼、册费、随礼、门包等项。
……倘印官婪收规礼，纵容o弊，定行严参治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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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抄录这些碑文的时候，我似乎能体会到立碑者的苦衷。
经过数百年的博弈，谁输谁赢早已见了分晓，各个群体利害相制，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规矩。
百姓应该出多少血，各级官员胥吏应该分多少利，彼此形成默契，构成了稳定的均衡状态，形格势禁，改动非常之难。
这六块碑本身就证明了改动之难。
如果立碑真能解决问题，何必立上六块？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条目居然百年不变，甚至不肯改头换面换个新名字。
在我当时的想象中，这六块碑就好像威严的皇上，肃穆地屹立在那里。
如果大家愿意理睬他，他就是极其令人尊敬的。
如果大家不理他，糊弄他，他就变成一块石头，又瞎又聋，动也不动。
我甚至想专门写写这六块碑，追究一下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如何成为冤大头的。
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：如果说这些石碑不管用，人们为什么还要一立再立？这是拉锯战的结果吗？沽名钓誉的企图吗？难道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吗？
看到“漕口”
的谋生方式之后，我认识到石碑上面的正式规则至少有一种用处：它显示了漕规的不合法。
这是潜规则分配体系的一个大把柄，“漕口”
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，并且借此安身立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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